陈炽先生住在芝加哥西郊，每天早上6点半，他就要从家里出发，然后坐火车来市区，到芝加哥市的美国国土安全与公民移民服务局（USCIS，原INS，即美国移民与自然归化局）上班。陈先生是该局公民入籍部门的主管，他每天的工作主要包括监督下属移民官的工作进展，为移民官提供技术上指导，处理移民申请的个案积压问题，以及应对来自媒体或申请人的投诉等。
“移民官的工作压力很大，早上八点一刻上班后就开始監督視察移民官對申请者的面谈，移民官每天平均至少要处理15例移民申请，对每一个案例的审核至少要20分钟。”陈先生说，“移民官的午餐时间只有45分钟，然后继续工作，到下午四点四十五分才下班。”对于目前移民申请案例处理时间长、申请者满腹牢骚的问题，陈先生解释说，911事件以后美国移民部门的工作程序做出了相应的调整，而且很多申请者所提供的材料不齐全，再加上移民官每天的精力是有限的，这些都导致移民申请案例的处理周期的延长。
陈先生1954年出生于澳门，1980年到芝加哥唐人街华咨处工作时，陈先生也是一位华人移民，不过他后来却成了移民官。从移民到移民官，这一转变对爱好文学的陈先生来说，是从“出世”到“入世”的生活观的转变。
陈先生的经历很有意思，他出生在澳门，中学则是香港的圣约瑟天主教英文学校。1972年大学时，陈先生又去了台湾，就读台大中文系。陈先生对中国文学有着浓厚兴趣，古典文学里他最喜欢的作品是唐宋詩詞，中國哲學和小說《红楼梦》和《三国演义》，而现代文学里余光中的散文、叶珊的诗是他的最爱。当年陈先生的梦想是当个作家，台大毕业后，陈先生于1976年来到美国求学，念比较文学。
“文科的奖学金很少，我到威斯康辛麦迪逊大学后，只能一边打工，一边上学，很累。”陈先生说，“现在我已在美国生活了28年，来美国的头三年是我最艰苦的时候：生活上不太适应，钱又少，而且自己思想也曾一度迷茫，找不到自己人生的目标。”陈先生当时的迷茫也许是所有文学爱好者都要经历的一个阶段。象牙塔里的生活虽然惬意，但它和现实世界是有距离的，风花雪月的个人精神世界与现实生活，是鱼和熊掌难能兼得。 来美国的头三年里，陈先生做出了从文学到社会学的选择，1977年陈先生到伊利诺州芝加哥大学转学社会学博士班。“我当时转学是靠自己的一个灵感：把文学引入到社会学，这个观点得到伊利诺州芝加哥大学一个教授的欣赏，提供獎學金,我便来到了芝加哥。”陈先生说。 就是芝加哥念书的这段时间，陈先生由一个文学爱好者的“出世”转为一个社会实践者的“入世”。从在社区医院当實習社工，到参与社区中学学生心理健康方面的辅导工作，陈先生一步步踏入美国这个移民社会。
“做社工能使自己很踏实地去看美国的社会问题，去了解在美华人与主流社会间的关系。”陈先生说。1980年陈先生从伊利诺州芝加哥大学毕业时，正值100多万的越南华侨难民涌入美国，芝加哥市的华侨难民安置工作压力很大，陈先生就来到了芝加哥唐人街的华咨处工作。当时陈先生的工作是教华人移民学习英文，对個別华侨难民进行心理辅导，帮他们找工作等。“那个时候的芝加哥唐人街里，大陆来的移民少，主要是广东台山人和香港、台灣來的移民，但华人社区的问题却和现在差不多，离婚率高，ABC与父辈间的代沟问题，移民心理辅导、语言以及就业问题等。”陈先生说。
陈先生的社区工作也给自己带来了机会，1983年左右，芝加哥市政府的文化部门缺人手，陈先生就转到芝加哥市政府，负责文化活动基金的分配与管理工作，但同时还在华咨处当义工。1986年美国国会通过 “移民控制改革法案”，美国政府大赦几百万移民，当时芝加哥市的移民管理部门为落实法案，便在唐人街办起了移民讲座。
1987年的一天，当时芝加哥市移民局局长墨亚（A.D.Moyer）找到了陈先生，说：“芝加哥移民局缺少既懂英文又会中文的双语人才，您如何看待这样的一个机会？” 就这样，陈先生进入了芝加哥市移民局。1996年左右陈先生被提升为部门主管，从在美国政府机构搞业务变为搞行政，负责指导、管理和监督移民官的工作。97年到2001年期间，陈先生调任绿卡部门主管，目前则任公民入籍部门主管。 (未完待续)
陈先生从一个普通的移民到现在美国政府机构的一个主管官员，可以说是华人融入了美国的主流社会一个典范。华人在美国公司或政府机构工作，在职位提升上往往会遇到所谓的“玻璃天花板效应”，即华人虽然业务精干，但很难获得提升。对于这种“天花板效应”，陈先生的看法是：“这一现象是存在的，尤其是对搞技术的华裔人士来说。美国主流社会对华裔的偏见是存在的，但这一偏见在很多时候是源于华裔人士，华人受自身传统文化的影响，不太爱表现自己，不重视语言交流技巧，缺乏团队合作精神等。而对于搞技术的华裔来说，他们往往缺乏解决实际问题的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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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先生和夫人在自家阳台上。
华人要在美国主流社会立足，陈先生根据自己的经历总结出五大要点：专业技能，管理技巧，交流技巧，问题解决能力，以及团队合作精神。对于在美国政府机构的体验，陈先生说：“Just a job.(仅仅是一种工作而已。)” 陈先生特别提到美国政府机构与中国机构的不同之处：其一是平等精神，美国的吏制不以权力高压方式管理下属，不以职位论高低；其二是团队精神，重视合作；其三是监督机制，政府职员对上司可以借工会随时投诉，而美国的 “平等就业机会法案”则规定政府主管对下属官员或平民不得有任何涉及种族、性别、年龄、宗教等方面的歧视，一旦有官员因为这些方面的事情被投诉，他的政治前途就毁了。而外在的势力如媒体、社区为民请命团体也会对政府官员实行有效的监督。
“我们移民局的官员不能接受任何超过25美元的礼品，这样的规定一直以来有着强大的约束力。”陈先生说。有一次陈先生收到唐人街一文艺演出活动的门票，标价100美元，当时陈先生的上司说：“你可以去，但要把这个票退掉，自己买票入场。”
移民管理部门涉及美国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对在移民机构工作的政府官员，相应的监督是非常重要的。而对于911后美国政府在移民政策上的变化，身为移民官主管的陈先生就一些华人移民关心的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和建议。
对于911事件后美国的移民政策收紧的问题，陈先生的看法是：美国的移民法案很少有改动，但911事件以后美国政府在移民管理工作的操作上有不少的改动，如加强背景审核的力度，建立留学生档案系统（SEVIS），又如伊拉克战争后FBI与移民局相配合，关注中东地区移民的财务记录、生活方式等。这些操作性的变化对保障美国的本土安全有很重要的意义，但在客观上却造成了移民申请、留学申请等久拖不决，导致申请者牢骚满腹。
这些变化使中国人受到了间接影响，如赴美签证拒签率高、背景审核时间拖长。对于华人申请绿卡和入籍事项，陈先生表示，这两方面并未受影响。但陈先生指出，虽然911事件后尚未形成反移民的潮流，但反移民的暗涌在美国主流社会是一直存在的，广大华人移民一定要关注美国政治的大环境，要团结应对任何可能对华人不利的事情或法案。
对于H1-B签证的申请，克林顿政府曾通过了AC21号法案，优待外籍人士，该类签证期满六年后还可以继续申请延期，但现在这一法案在操作上遇到很大阻力，阻力主要源于美国的经济、政治状况，如就业机会少，公司面对工会的压力不愿雇佣外籍人士等。
而对于申请政治庇护的华人来说，现在美国的移民机构在鉴定“Credible Fear(受政治迫害的真实性)”这一定义上更加严格，华人提供的资料必须真实而且具有自身的特殊性。 对于广大华人移民申请者，陈先生的建议可归结为三条：其一，“Talking is cheap, everything is documentation. (移民局的官员不会單單相信申请者的口头陈述，相关证明材料是关键。)” 其二，如果申请久拖不决，常常是因为申请者提供的材料不足或缺乏说服力, 或者是保安檢查手續未過。其三，提交的材料必须和你申请签证种类相符，材料不足不行，材料超过了某类签证的资格要求（Overqualified）也不行。这一点对申请H1-B的人来说尤其重要。
由于工作的关系，陈先生目睹过很多华人在美国的悲惨生活和遭遇。陈先生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本着基督教“荣神益人”的训导和一个基督徒的善意，陈先生於去年发起了荣神传播协会，通过芝加哥23电视频道广传福音。为了帮助华人移民，该频道近期还将播出各項對移民有教育性的節目, 如移民知识问答等节目。陈先生希望自己的专长能帮助华人移民在美国早一些建立自己的幸福生活。关于该节目播出时间，侨胞可以上网查询： www.mmm4him.or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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